拉普拉斯（Ｐｉｅｒｒｅ－Ｓｉｍｏｎ Ｄｅ Ｌａｐｌａｃｅ）侯爵，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其在数学、天文领域广为人知。他被视为伟大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乃至化学家，但同时也被视为一个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势利小人。
在天文学上，拉普拉斯的《天体力学》堪称不朽巨著，集其所处时代天体力学之
至于拉普拉斯“势利小人”的恶名，主要来自他的政治活动。
他的政治生涯与伟大的拿破仑有着戏剧性的因缘。１７８３年拉普拉斯成为皇家炮兵的主考人，１７８５年（这年他成为科学院院士）他对一位１６岁的少年进行了考试，这少年就是拿破仑。在大革命的恐怖时期，许多法国科学家上了断头台，但拉普拉斯至少可以为大炮计算弹道，这帮助他躲过一劫。拿破仑当政之后，拉普拉斯颇受宠信，据说“拿破仑时代的一切勋章都佩戴在他的胸前”，他被封为伯爵，做到内政大臣――尽管拿破仑对他的行政能力评价颇低，认为他只是“一个平庸的行政官员”。等到拿破仑倒台，王政复辟，拉普拉斯立刻转而效忠路易十八，他签署了流放拿破仑的法令，自己则被封为侯爵，坐进了贵族院。事实上，每次改朝换代，拉普拉斯都能加官进爵，因为他具有“一夜之间从狂热的共和主义者变成热忱的保皇党”这样的政治变脸能力。
科学上的伟大成就，加上政治上的见风使舵，给了拉普拉斯幸福的一生。晚年他依旧安富尊荣，甚至没怎么受过病痛的折磨。７８岁那年，拉普拉斯在留下了“我们所知甚少，而我们未知的无限”的著名遗言后寿终正寝。而在他的葬礼上，在泊松和傅立叶那些隐恶扬善的颂词中，拉普拉斯被描绘成一代天才和圣贤。
对于拉普拉斯这样一个人物，我多年来保持着相当的好奇心，遗憾的是，自己勤奋本来不够，旁骛却又太多，一直也没有能力去正经研究过他。
以前我们一直有一个相当牢固的观念，认为我们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只能研究中国自己历史上的东西。因为如果你研究西方人的东西，资料既有困难，语言又有障碍，很难“搞得过”西方同行。当我们要拿出成果和西方同行交流时，我们也总是以讲我们的“老古董”为胜，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有资格与西方同行对话。以至于有时听某些国内同行在国际会议上用英语报告其论文时，几乎通篇都是汉语拼音的朗诵，只是其间不时用“ａｎｄ”、“ｓｏ”、“ｉｆ”之类的英语单词将它们连缀起来。
对于这种现象，虽然我们内心深处难免隐隐有些自卑，但碍于面子，通常很难说出口。幸运的是，我们那些在国际上拿了大奖的电影导演，及时给我们送来了一颗很好的安慰丸，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话当然不是他们发明的，只是他们的获奖使得这话频繁出现在媒体上而广为人知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用在文学艺术之类的领域固然有其道理，然而学术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更是如此，因此这句话在学术研究领域只能是一颗安慰丸，而且它的药效正趋减弱。
现在，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深入，特别是互联网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后，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出国访问已经很容易了，国外的资料也比以前更容易获取。所以中国学者已经有可能和西方同行处在同样的基础上，对某些西方课题进行研究。
其实，就像我们看到的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历史和当代问题的研究一样，那些研究中有的水准也只平平，因为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而出现隔靴搔痒甚至郢书燕说等状况，但是它们之所以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参考价值，是因为这至少表现了另一种文化对我们的文化中某些成分的观察和判断。持此以观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则中国学者完全不必妄自菲薄。
王幼军博士这本《拉普拉斯概率理论的历史研究》，就是一个可喜的例子。
王幼军博士原是学数学出身，她是我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之后所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恰好她一直对概率论及相关的问题有浓厚兴趣，所以当我们决定以《拉普拉斯概率理论的历史研究》作为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时，我很兴奋。
不过，这时我们遇到了老问题，即中国学者研究国外课题时，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能力总是相对受到限制。幸好王幼军博士勤奋刻苦，努力克服了许多障碍；恰好当时又有一个机会，我就送她到德国去访问了几个月，以便“亲近”欧洲的那些相关资料。结果她的工作做得非常之好――我得坦率地说，比我原先期望的更好，而且受到国内数学界权威人士的很高评价。而在本书出版时，王幼军博士又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充实和改进，使之更上层楼。
就国内的数学史研究而言，许多前辈的名作和后起之秀的力作，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的成就，直接正面研究西方课题的工作，迄今还不多见。故本书的出版，既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新成果，同时也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博士生培养的一个很好的开端。
王幼军博士的这项研究，也得到几位数学史界优秀学者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本系的纪志刚教授，这是要竭诚表示感谢的。
（《拉普拉斯概率理论的历史研究》，王幼军著，即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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